作者： 耿侃
“只有极少数技术会挑战我们解释和组织世界的主导模式。但人工智能有望在人类体验的所有领域带来变革。变革的核心最终将发生在哲学层面，即改变人类理解现实的方式以及我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亨利·基辛格《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
亨利·基辛格以百岁高龄西归，《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应该是他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这本书是基辛格与谷歌公司前CEO埃里克·施密特及麻省理工学院苏世民计算机学院院长丹尼尔·胡滕洛赫尔三位大家合写的，全面探讨了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的复杂关系。写作此书时，基辛格已98岁高龄，但目光的焦点却落在目前最前沿，甚至可以说最“时髦”的人工智能领域，并由此投向“未来”，展现了他自始至终极为活跃和敏锐的思想能力。
一本名为《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的书，令我很好奇：在一个“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当如何思考“人类未来”？行文至第19页，基辛格便挑明了：在一个“人工智能时代”，一切关乎“人类未来”的思考，当聚焦于人机关系：
“我们将迎来一个以三种主要方式做出决策的世界，一、由人类来做出决策，这是我们熟悉的；二、由机器做出决策，这正在变得熟悉；三、人机合作，这不仅是陌生的，而且是前所未有的。”
的确如此。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的降临宣告了人文主义运动的彻底失败，主体间性也好，交往理性也好，这些人文主义曾给予我们的世界解释，在人工智能的实验性下日益暴露出其不过是一种临时约定罢了。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未来”，其核心不再是人际关系而是人机关系。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是只跟随媒体热点关注作为当下人工智能“顶流”的机器学习，而更多关注探索中的具身AI、脑机交互、虚拟现实技术与人工生命，会发现它们正在将我们引向智能的核心之处：没有人工智能也没有人类智能，只有人机关系中的智能！
那么，基辛格和他的合作者又是如何描述人机关系这一未来核心的呢？不同于凯文·凯利、尤瓦尔·赫拉利之类“技术福音派”的论调，关于人机关系，《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弥漫着末世论气氛的未来故事——“机器神”的崛起，以及相对应的，人类未来的“复魅”。
近现代400年间的工业革命所造就的技术力量，完成了对人类世界中一切神祇的彻底“袪魅”。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强势崛起，人类世界将在人机关系之中再次复魅。智能机器，成为再次降临的神——机器神，由此，人类在经历了400年的无神论科学时代之后，重新进入“机器崇拜世纪”。
《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一书所传递的关于机器神的异乡信息，透着急迫的忧患情绪，这并非基辛格等人的无病***，相反令很多人感同身受。但是，这种同感不应该掩盖我们追问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证据支持了“机器复魅”的论断？对此，书中举了三个例子，最典型的是AlphaZero。与机器复魅论断紧密相关的，不是AlphaZero战胜了人类最优秀的国际象棋棋手，而是AlphaZero从未接受任何棋谱或棋手的训练，仅仅通过自我对弈，竟创造了人类迄今为止从未发明的弈棋模式，换言之，AlphaZero的弈棋模式是国际象棋古往今来全部棋谱中未曾有过的，也是人类棋手个体经验中未曾有过的，并且，AlphaZero原创的全新棋路完全符合国际象棋的基本规则。
基辛格等人正是以AlphaZero这个机器学习的例子，向我们明白无误地拎出了书中机器复魅论断的根本支持理由：不可理解性——今天，机器智能自身高度复杂的逻辑形式已不再是人类智能所能够理解的；人类智能有能力理解智能机器的输入，也有能力理解智能机器的输出，却没有能力理解智能机器在输入与输出之间的逻辑行为，进而没有能力理解智能机器为何作出这般的输出。更进一步，由于机器智能对于人类智能而言是“黑箱”，故而机器将引发人类的广泛崇拜，人机关系也因此而演变为机器神的复魅。
事实上，《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一书从各种角度论述了机器智能的“不可理解性”，可见“不可理解性”在全书思考中所占的权重。但是，这一切的论述总令人生出似曾相识之感——让我们停下来想想，当书中在谈论“不可理解性”的时候它其实在谈论什么？去除一层层的由机器神、复魅、不可理解性编织的理论包装，它其实在谈论的是“算法的不透明性”！算法不透明？一个堪称“古老”的行为主义疑难，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感叹，在《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一书中，与其说是机器神在人类身上的复魅，不如说是行为主义在基辛格等人身上的复魅。
说到行为主义的复魅，恐怕无人可以绕开行为主义的大祭司——图灵，以及行为主义的大弥撒——图灵测试。图灵测试认为判断机器是否具有人类智能的充分条件，是观察机器的行为能否成功地模拟人类的行为，由此，图灵确立了从系统外部判断智能的必要性。然而，关于图灵及其测试的丰富意蕴，我们的理解至今还处在很浅的层次，这表现在我们在其行为主义的意蕴上投入了太多太多的注意力。图灵及其测试固然主张从系统外部判断智能的必要性，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图灵在这一主张中同时为行为主义划定了其有效性的严格边界：当且仅当从系统外部判断。所以，如果我们听到图灵说唯一可以证明机器思考能力的办法是“成为机器并且感知思考”时，我们不必感到匪夷所思，因为，图灵原本就实质性地为人机关系中的智能预留了“从系统内部判断”的领域——仿佛一位机器智能时代的康德。问题在于，《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一书完全缺失了这位机器智能时代的康德所预留的“从系统内部判断”的理论视角。
让我们再次回到本书的核心议题——人机关系。在人机关系之中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内部视角”，首要的思想工作就是去除人类中心主义的考察模式，这要求我们不再从自身预设的参照点出发去考察人-机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将人-机之间的关系人为地设定为一种外在关系。由此，我们方得以在内在关系中回溯人-机之间某种原初的共同机制。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恐怕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考察模式的文献标本。
试举一例。对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之于人机关系的意蕴，本书即用一种不加掩饰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加以解读。众所周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指出，理性的首要任务是认识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在对该观点进行规范的转述之后，基辛格等作者着手将康德的理性局限性观点嵌入人机关系之中加以讨论，自此，一切开始变得“人类中心”起来。书中认为康德理性局限性观点的人机关系意义，在于揭示了机器智能起源于人类智能的局限性，因而，可以由此定义机器智能，即机器智能是一种用于弥补人类智能局限的智能。这种人机关系的“弥补论”，其思想危险性不仅在于将人机之间的内在关系人为地设定为一种外在关系，更在于“弥补论”使一切对于人机关系的思考被置于一个具有极大局限性的思考框架之中，从而错失对人-机关系背后的那个共同结构的把握。
基辛格等作者在《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中谈及笛卡尔时，感慨在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一著名命题4个世纪之后，有一个问题正随着人工智能而浮出水面，这个问题是：“如果机器会思考，那么我们又是谁？”此刻，如果我们不再从自身参照点出发，如果我们已经让渡了人类预设的中心地位，如果我们能够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人机关系的思考框架之中，也许我们会说，这个问题的提法是不恰当的——真正深刻的问题或许不是“如果机器会思考，那么我们又是谁”，而是“如果机器会思考，那么思考又是什么？”
